学，不干道的事，它是艺术，不是技艺，它有独立存在的理由。
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词为〃诗馀〃，曲又是〃词馀〃；称为〃馀〃当然也不是正经的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的东西。明朝人编的小说总集有所谓〃三言二拍〃。〃二拍〃是初刻和二刻的《拍案惊奇》，重在〃奇〃得显然。〃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虽然重在〃劝俗〃，但是还是先得使人们〃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所以后来有人从〃三言二拍〃里选出若干篇另编一集，就题为《今古奇观》，还是归到〃奇〃上。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
明清的小说渊源于宋朝的〃说话〃，〃说话〃出于民间。词曲（包括戏曲）原也出于民间。民间文学是被压迫的人民苦中作乐，忙里偷闲的表现，所以常常扮演丑角，嘲笑自己或夸张自己，因此多带着滑稽和诞妄的气氛，这就不正经了。在中国文学传统自己的范围里，只有诗文（包括赋）算是正经的，严肃的，虽然放在道统里还只算是小道。词经过了高度的文人化，特别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总算带上一些正经面孔了，小说和曲（包括戏曲）直到新文学运动的前夜，却还是丑角打扮，站在不要紧的地位。固然，小说早就有劝善惩恶的话头，明朝人所谓〃喻世〃等等，更特别加以强调。这也是在想〃载道〃，然而〃奇〃胜于〃正〃，到底不成。明朝公安派又将《水浒》比《史记》，这是从文章的〃奇变〃上看；可是文章在道统里本不算什么，〃奇变〃怎么能扯得上〃正经〃呢？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变了。到了清朝末年，梁启超先生指出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并提倡实践他的理论的创作。这更是跟新文学运动一脉相承了。
新文学运动以斗争的姿态出现，它必然是严肃的。他们要给白话文争取正宗的地位，要给文学争取独立的地位。而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喊出了〃吃人的礼教〃和〃救救孩子〃，开始了反封建的工作。他的《随感录》又强烈的讽刺着老中国的种种病根子。一方面人道主义也在文学里普遍的表现着。文学担负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运动，它更跳上了领导的地位，虽然不是唯一的领导的地位。于是文学有了独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新的意念。在这情形下，词曲升格为诗，小说和戏曲也升格为文学。这自然接受了〃外国的影响〃，然而这也未尝不是〃载道〃；不过载的是新的道，并且与这个新的道合为一体，不分主从。所以从传统方面看来，也还算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载另一种道，这正是相反相成，所谓矛盾的发展。
创造社的浪漫的感伤的作风，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趋势。他们强调〃动的精神〃，强调〃灵肉冲突〃，是依然在严肃的正视着人生的。然而礼教渐渐垮了，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中国的暂时的繁荣里越来越大了，于是乎知识分子讲究生活的趣味，讲究个人的好恶，讲究身边琐事，文坛上就出现了〃言志派〃，其实是玩世派。更进一步讲究幽默，为幽默而幽默，无意义的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