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梁思成特别强调中央行政区的建筑风格是现代主义的，不是后来的那种大屋顶式建筑。后来梁先生为什么去搞大屋顶了呢？是因为他和陈占祥的这个方案被否定了，中央行政区的房子全要到故宫边上建设，他就特别着急，说要把建筑的高度给控制住，这样从景山上看，还是一片绿海。可苏联专家又反对他说，你不让盖高了，怎么能证明人民民主国家的成就呢？于是就往高处盖。梁先生就着急了，因为故宫周围全被这种方格子大楼围着怎么办？他没有办法，就建议把中国式屋顶给扣上去，这样从景山上一看，这个城市还是中国建筑的轮廓。
盖大屋顶他实际上是很痛苦的，因为他是追求现代主义建筑的人。可他的退而求其次，却引发毛主席的不满，1955年官方就搞了一次批判，批判了大屋顶式建筑。实际上，梁先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是希望新北京的行政中心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来设计，以表现新中国首都的新气象，可没想到这个行政中心却要被搬到故宫边儿上来。
他还在行政区以南相当于今天北京西站的位置，规划了一个商务区。他认为这个城市由这三块构成市区，即旧城区、行政区、商务区这三块。他认为城墙留下来很好，好在哪儿呢？各个功能区之间需要一个隔离带，城墙可以摆花草，大家可以在上面下棋喝茶，这样老城区和行政区之间就有了这样一个隔离的空间。
他也强调这个城市要为它的环境容量所限制，这个地方摆满了，够环境容量了，就不能再往里面摆东西了，要跳到另一个合适的距离来建设一个新城，有机地进行跳跃式的疏散和联系。梁思成和陈占祥把这个方案完成后，还想做一个大北京的区域发展规划，可方案交上去后，没有了下文。
你看这是巴黎的“梁陈方案”。巴黎也是一个老城，后来也遇到要大发展的问题，怎么办？巴黎在1958年开始，就把新的中央商务区放到距离老城五公里的地方，由于避免了大规模拆迁，它的建设成本得到控制，后来发展得特别快，变成欧洲最大的商务区，老城也得到完整的保护。
在“梁陈方案”被否定之后，北京市聘请苏联专家为顾问，由他们指导做出了一个方案。（大屏幕显示1959年北京总体规划方案）这就是老北京城，这个方案是以老北京城为单一的中心，一圈圈环路不断往外扩张，这是一个典型的单中心加环线的结构。
大概在三年前，我在北京见到了俄罗斯建筑科学院的副院长劳夫维奇。一块儿吃饭的时候，我问他，北京的方案和莫斯科的方案特别相像，都是以老城为单中心，一圈圈的环路向外扩张，你们莫斯科有没有遇到像北京这样的中心区非常紧张的状况？
他说，这是必然的，只要单中心加环线，中心区就非常紧张。
我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了。
我说，但还得想办法来改变它啊。
他说，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中心区的功能搬出去。
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称“有感于俄罗斯学者的诚实”，他们现在还在想办法来补救，而我们呢？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新一轮拆旧城的高潮，还在不断地把城市功能往二环路以里集中，结果就是：老北京、新北京都被毁掉了。
为什么说新北京也被毁了呢？因为那么多城市功能集中在旧城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城市的交通与环境必被拧成一个死结。二环路以里的旧城区占规划市区面积不到6％，却集中了那么多功能，这城市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主要功能都在这里，导致三分之一的交通量都在这里边发生，能不出问题吗？假设没有老北京这个城市，就是在一块空地儿做这样的规划，也是有很大问题的。你看中心区多紧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