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为自然地“淡出”，化为具体生动的山水之美中若隐若现，而又意味深长的一丝意绪。
晋宋时期山水诗中所发散出来的“神韵”，其意义并不是一般描写技巧或风格情调上的，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将玄言诗中那种哲理直白式的生命意识置于一种以秀美山水为表征的宇宙关系之中，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生命情致与宇宙万物形成了一种意趣深远、回味悠长的呼应。人不再是孤立地、仅限于其本身地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而是在与山水仿佛具有的某种精神意蕴、生命韵律中来感应人的生命存在。也就是说，玄言诗中那种过分专注于人自身的生命哲学，转变成了在宇宙自然作为一个有机生命的整体关系中人的生命存在的思考。人敏锐地、原创性地捕捉了自然山水作为有机生命的生命感觉——不是枝枝节节的简单拟人式的“移情”，而是一种宇宙之生命充满活力节律、周时流行、无处不在的感觉，将此作为人的生命存在融入的背景，一派辽阔无垠而又处处与人的生命意识相接相合的背景。这样，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的存在，会很自然地萌生不同于由玄学思辩而来的另外一种省悟：人的生命意识赋予山水自然以生命意味，而在泛化了的山水生命之中人又格外品味到人自身的生命韵律、生命情调，格外真切地感受到这种生命韵律、生命情调的隽永意味。
作为一种超越性质的精神意蕴，玄理本身是具有极大的虚化和转化潜力的。人们对玄理的体会，也是既有哲学逻辑性的思考，也有直觉的体悟，而且后一方面更为普遍。所以，人们对山水自然之美的领悟和欣赏，本身就可以体悟成玄理的一种转化性存在。这样，从以玄对山水到以审美对山水可以毫无芥蒂地转化过来，而这种转化因其符合人们爱美的天性，因六朝士人处在优美山水的怀抱之中，它的发生又是极其自然和必然的。
南朝的世族大地主经济属于庄园型经济，许多士族文化人在“桃李茂密，桐竹成荫，塍陌交通，渠畎相属。华楼迥榭，颇有临眺之美；孤峰丛薄，不无纠纷之兴。渎中并饶菰蒂，湖里殊富茭莲”的庄园环境中过着富足惬意的生活，他们的精神活动除了清谈玄理外，会很自然地感悟于“临眺之美”。另外，东晋末以来，文人名士们的出游之风日盛，而且与佛教徒交游成为一时风尚，深山绝谷，古庙茅亭，成为文人佛徒出没之地。士人们身之所居，游踪所至，皆是美景在目，心意所感。这起初无疑是以玄对山水，到山水自然中去感悟玄理。但是，美自有其自身的魅力，自有其对人心境的转换力量。在心存玄理的士人心中，江南一带的山水，触目都仿佛美得有意味，玄理中的神韵与自然山水中蕴藏散发的神韵仿佛天衣无缝地融和着，对美的欣赏即是对玄理的感悟，对玄理的感悟即是对美的欣赏。
“昔神在上，辅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笼樊服其养，栎散之质，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树之于广汉，栖之于江湖，载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风。使夫淳朴之心，静一之性，咸得就山泽，乐闲旷……逮于台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岩岭高则云霞之气鲜，林薮深则萧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莹素，疵其浩然者舍是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争门，谅所以翼顺资和，涤除机心，容养淳淑，而自适者尔。况物莫不以适为得，以是为至，彼闲游者，奚往而不适，奚待而不足。胡荫映岩流之际，偃息琴书之侧，寄心松竹，取乐鱼鸟，则淡泊之愿于是毕矣。”
东晋戴逵在《闲游赞》中所理解的这种“闲游”，正是典型地表达了这种以玄对山水到以审美对山水的心境转换。《世说新语·言语》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人置身美景之中，虽仍有着“辄觉神超形越”的玄学思辩意味，但主要的感受却是“逸韵”、“神韵”之类的审美感受了。
扭转玄言诗风，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是谢灵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