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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治寡头经营的公司，如万艺集团，会把他们的一部分安全保卫工作外包给SIC和VIS。有些人则喜欢组建自己的保卫机构。后来，伊利亚·索菲亚非常小心地同那些黑帮分子脱离了干系。但是，在早些时候，他同几个最臭名昭著的黑帮头子都是好朋友。特别是，他同SIC的一个头头，姆拉登·米哈伊洛夫（Mladen Mihailev）（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马达厚Madzho）一起工作过，并不是因为马达厚开始时曾经给伊利亚开过车。指责伊利亚·巴甫洛夫选择这样一种生活，走上严重*、大盗窃罪和有组织犯罪之路，是不公平的，他并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是在保加利亚政府几乎崩溃时，他抓住了机会。人们会发现，在整个东欧地区，当国家在崩溃并发生转变之时，法律总是第一个被践踏的。资本主义直到1989年才开始存在，并且那些完全由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变来的绝望弱国，根本没有能力去界定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他们既没有钱，也没有经验来监管新生的商业汇兑业务。那些在共产主义结束后的前三年中身居要职的人们，常常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的尝试中制定着美丽新世界的各种规则。
那是1991年一个明亮而又温暖的春日，我把车停在了萨格勒布（Zagreb）＇ 萨格勒布：萨瓦河畔一城市，位于贝尔格莱德西北偏北，原来一直是克罗地亚的重要城市，19世纪时，它是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译者注＇市中心卡耶瓦大街（Gajeva Street）的埃斯普拉内德酒店（Hotel Esplanade）门前。从维也纳一直开四个小时到这里，对我那辆黑色的四轮驱动的奥迪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毫无疑问，这是我所开过的最棒的车，比英国广播公司的标准配车要稍胜一筹，但是在1989年的革命期间，在东欧那更加不可预料的道路上，在暴风雪中，我经历了几场惊心动魄的旅行，因此我坚持要求配一辆四轮驱动的汽车。当我走下车时，一位陌生，并且稍微有些紧张的门童向我要钥匙，以便帮我停车。这是埃斯普拉内德酒店的常规，因此，我把钥匙交给了他。
各种中间人如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和戴维·欧文勋爵（Lord D*id Owen），以及来自该地区、欧盟和美国的多位部长，来来往往进出于埃斯普拉内德酒店。他们接下来要宴请雇佣兵们，满屋子都是这些人，他们都期盼着有利可图的战争。或者要宴请那些背井离乡的克罗地亚年轻人，他们来自加拿大的埃德蒙顿（Edmonton）或者美国俄亥俄州（Ohio）的克利夫兰（Cleveland），这些人都随时准备为一个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祖国而献身。 。。
1。 美国人之死（9）
第二天早上，我到车库寻找我的奥迪车，却不见了。我还不知道，我的车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经历了一场神秘的旅行，最后抵达200英里外的西黑塞哥维那（Hercegovina）＇ 西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的一个州。——译者注＇的首府莫斯塔尔（Mostar），在一个旧车市场里等待着新主人。到那时，我已经获得了保险公司的赔偿（幸运的是，奥地利保险公司还没有把南斯拉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已经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排除了），因此，我再也没有见到我心爱的奥迪车，此时，肯定已经被波黑某位新兴的军阀霸占了。
因此，我也成了欧洲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汽车盗窃的受害者。每个月在北欧的大街上都有数以千辆汽车被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