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
如果那个“君子协议”不能算是离岗手续，难道基层领导就没有一点责任，反而要我这个受害者来承担吗？
明明是夏振川背着厂部弄虚作假，滥用职权，又不理会与厂组织部已经商议过的“通知”，拒不让我上班，而且厂组织部长早已知情，怎能说我“擅离岗位”？
我不计其数地要求给出路，回来上班或把编制挂走，甚至于辞职都行，如何能说我“不听劝告”？
我发现文件上没有公章，觉得奇怪，问邓书记：“这份文件上面为什么没有公章？另外有没有给我个人的通知书？”
“我问过厂里，他们说是内部文件，不盖章的。对于除名，厂里是不发通知书的。”邓回答说。
我感到事情很蹊跷，便又来到厂组织部，强烈要求在文件的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并且注明我得到这份复印件的日期。
刘焕宇说：“你要盖章想做什么？是想去告我们呵，我们是不可能跟你盖章的，也不可能会跟你出任何证明。”
看来，这一切都是有用意这样做的。
已无钱住院透析、躺在家里、随时会被尿素氮和肌酐吞噬生命的老母得知内情，痛泣不止。在她老人家一生的经历来说，一个人的正式工作，就是一生的生活保证。我抹着泪安慰母亲，这只是个别人滥用职权，组织上知道了实情，一定会还我清白，帮我解决的。
此时，我的内心深处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冲击：被单位开除，这对一个身为人师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何等的耻辱，以后还如何面对那数以千计、曾被自己教育过的学生？他们又会不会能够理解我这不幸的遭遇？
当晚，我彻夜愤然疾书，写好了一份给厂长江建林及厂各有关部门的申诉材料。
这份材料有五千多字，回顾了江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本人给请来的，回顾了我来江拖后的工作表现到底如何。材料中说：
当初，江拖要我时好话说尽，来了以后，却是如此对待，而我五年来的工作有目共睹。
那时，我尚在成人高校半脱产学习，除担任了高中文科班和初中地理课以外，还在厂职工大学也兼了课，此后又主动承担了因萧大雄老师调走而留下的全部美术课。高度超负荷的工作，我无任何怨言，甚至晚上也常来校为高考学生义务辅导。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是一个观察哈雷彗星的好日子。这天晚上，我率高中文科班学生，在南昌铁路二中求助于该校的天文仪器，为能够看到哈雷彗星，一直守候到深夜，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在全校学生最感兴趣的学科调查中，我教的地理学科总被学生投票为第一。
在一九八六年，我教的文科班地理；学年考试平均成绩达到84分，这是有底可查的，也是该校前所未有的。
此外，我还接合本职工作，在全国多种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教研论文和科普文章及文学作品，并且频频获奖，对《江拖企业报》自己也没有少出力，而且自以为是的递交了入党申请。
我写这些是为了表功吗？不是！是因为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而有怨言。我也知道，目前的结局无非是自己是自己太不懂“时事”，对既无才又无德的夏振川常会直面表示不满而已。
材料详细叙述了事情的整个真实过程，对不顾事实的《江拖厂字（95）第64号文件》提出了尖锐的质问，指出：
这完全是夏振川等滥用职权，欺上瞒下，打击报复，又企图逃避责任而造成恶果的严重事件。表示“水覆难再收”，我就不相信他夏振川真能一手遮天，不信厂领导会容忍这样的丑事而能够被他“玩得转”，纸是包不住火的，我写的事实愿以法律责任担保。天涯何处无芳草，只希望能够引起厂领导重视，讨个公道，有一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