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里还多次让我先去调入方上班，可谨小慎微的我，面对江拖的刁难，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在江拖的重压下，就连有的学校邀请前去代课，自己也只得谢绝，生怕有所闪失，被江拖抓到把柄。
夏振川见堵不走我，则采取欺骗的手段对我说：“我若让你上班，对这些老师如何交待，以后我哪里还有面子，我要是承认了‘君子协议’，厂里能不会要我承担责任？要不你还是把编制挂走，我会去跟厂里说，把停薪留职费降到一半，我们两人再各负担一半，这样我们大家都无事。”
他还请了学校书记邓顺茹来作证，保证能够办成。
邓书记也当面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可以做见证人，如果再有反复，可以承担责任。”
我别无选择，也希望尽快能有出路，而且夏振川愿出一半“买路钱”，多少承担了一点责任，又有学校邓书记作证，就答应了下来。
夏振川约我隔两天来，他好去厂组织部落实。
我心里一阵轻松，学校老师们也都为我高兴。我马上赶到省农牧渔业厅汇报了情况，厅里表示，一旦办妥，这里即会启动。
如果真能够这样解决的话，农业厅的人事调动尚好办理，就不会有以后的诸多是非，我也不会到现在还为生活寻找工作而奔忙。
两天后，我兴冲冲地来到学校，却不见夏振川的踪影。邓书记说他可能会在家里。
我到夏振川的家里去找，夏的儿子说他父亲到新淦去了（新淦是我省的一个县，这里可能是误听，因为我后来得知夏又分得了一套新住房，南昌话讲“新的”叫“新咯”）。
邓书记说：“那只有等他回来，情况如何我们再会通知你。”
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了邓书记，为了慎重起见，又留给了教务处的熊国清老师，请他向夏振川转告。
此后，夏振川并没有跟我联系，找他，又听说其被上官老师打断了肋骨，住院去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花言巧语原是假 无辜除名才为真
一九九五年五月，夏振川总算打了电话给我，但自食其言，仍然要我个人到厂组织部去交数千元钱。
我找到组织部，刘焕宇部长却一再表示没有讲要我交钱，要我找夏来。我便在组织部打电话给夏振川，请夏来一下，可是他仍不肯来。
刘焕宇说：“你还是先去找找学校，然后由学校再来找组织部，一级一级来，你就没有必要再找组织部了。”
我只得再一次找到夏振川，夏说：“刘部长虽然没有讲要你交钱，但我的理解是要交钱，原来的君子协议，我就是不承认你也没有办法，那次所讲的把编制挂出之事，你几次没有找到我，就想要我去找你呀，你自己的事当然是只能你找我，现在厂里催我要报告，你说我应该怎样写？”
“对于这件事你是最清楚的，当然应该按照客观事实写咯。”我又重申了回来上班或把编制挂往市人才交流中心的要求。夏仍然要我回去等消息，情况如何到时候会通知我。我以后多次找他，又总被其敷衍。
这年我已经39岁，感到青春年华不再，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个办法，必须找一条出路。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来到了深圳。我每天早出晚归，饿了，就啃个馒头，从繁华的深南路到厂房林立的八卦岭工业区，从闻名的沙头角中英街到庄穆秀丽的南山蛇口，深圳的东南西北中，处处有我寻找工作的足迹。已经年龄偏大、中文大专学历偏低、又正处于调动障碍中的我，在饱受疲于奔命之苦后，终于无望而归。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老母不幸患肾功能衰竭住院，吊氧气一个钟头是10元，一个星期要做一到两次血液透析，做一次血透就要花费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