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墙纸的墙上把缎子取下。说完便又往前走了。她一天下楼到厨房里走一次，来吃饭，在炉边有节制地吸一烟斗烟，随后就返回，带上一罐黑啤酒，在楼上阴暗的巢穴里独自消遣。一天二十四小时中，她只有一小时同楼下别的佣人呆在一起，其余时间是在三层楼上某个橡木卧室低矮的天花板下度过的。她坐在那里做着针线活——也许还兀自凄楚地大笑起来——像监狱里的犯人一样无人作伴。
最奇怪的是，除了我，房子里没有人注意到她的习惯，或者似乎为此感到诧异。没有人谈论过她的地位或工作，没有人可怜她的孤独冷清。说真的我一次偶尔听到了莉娅和一个打杂女工之间关于格雷斯的一段对话，莉娅先是说了什么话，我没听清楚，而打杂女工回答道：
“估计她的薪金很高。”
“是呀，”莉娅说，“但愿我的薪金也这么高。并不是说我的值得抱怨——在桑菲尔德谈不上吝啬，不过我拿的薪金才是普尔太太的五分之一。她还在存钱呢，一季度要去一次米尔科特的银行。我一点不怀疑她要是想走的话，积下的钱能够她自立了。不过我想她在这儿已经呆惯了，更何况她还不到四十岁，身强力壮，干什么都还行，放弃差事是太早些了。”
“我猜想她是个干活的好手，”打杂女工说。
“呵，——她明白自己该干什么——没有人比得过她”莉娅意味深长地回答说，“不是谁都干得了她活的，就是给了同她一样多的钱也干不了。”
“的确干不了！”对方回答。“不知道老爷——”
打杂女工还想往下说，但这时莉娅回过头来，看到了我，便立即用肘子顶了顶她伙伴。
“她知道了吗？”我听见那女人悄悄说。
莉娅摇了摇头，于是谈话嘎然而止。我从这里所能猜测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在桑菲尔德有一个秘密，而我被故意排除在这个秘密之外了。
星期四到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在前一个晚上完成。地毯铺开了，床幅挂上了彩条，白得眩目的床罩铺好了，梳妆台已经安排停当，家具都擦拭得干干净净，花瓶里插满了鲜花。卧室和客厅都已尽人工所能，拾掇得焕然一新；大厅也已经擦洗过，巨大的木雕钟，楼梯的台阶和栏杆都已擦得像玻璃一般闪闪发光。在餐室里，餐具柜里的盘子光亮夺目；在客厅和起居室内，一瓶瓶异国鲜花，在四周灿然开放。
到了下午，费尔法克斯太太穿上了她最好的黑缎袍子，戴了手套和金表，因为要由她来接待客人——把女士们领到各自的房间里去等等。阿黛勒也要打扮一番，尽管至少在那天，我想不大会有机会让她见客。但为了使她高兴，我让索菲娅给她穿上了一件宽松的麻纱短上衣。至于我自己，是没有必要换装的，不会把我从作为我私室的读书室里叫出去，这私室现在已经属于我，成了“患难时愉快的避难所。”
这是个温煦宁静的春日，三月末四月初的那种日子，骄阳当空，预示着夏天就要到来。这时已近日暮，但黄昏时更加暖和，我坐在读书室里工作，敞开着窗子。
“时候不早了，”费尔法克斯太太浑身叮当作响，进了房间说，“幸亏我订的饭菜比罗切斯特先生说的时间晚一个小时，现在已经过了六点了。我已派约翰到大门口去，看看路上有没有动静。从那儿往米尔科特的方向望去，可以看得很远。”她朝窗子走去。“他来了！”她说。“嗨，约翰”（探出身子）“有消息吗？”
“他们来了，夫人，”对方回答道。“十分钟后就到。”
阿黛勒朝窗子飞奔过去。我跟在后面，小心地靠一边站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