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王一亭称为“王菩萨”。中国人民在这次日本震灾中所表现出的纯洁的道德感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一时为世界各国广为称颂。
但是随后在日本发生的事，却大大的挫伤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地震次日，日本即宣布全国戒严，灾区的戒严任务在开始时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团”承担的。当日，灾区流传说朝鲜人趁乱放火，而且还往水井里投毒。于是，从9月2日下午开始，在日本军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团”使用刀剑对朝鲜人聚居区进行了极为冷血的残酷屠杀，而在这场大屠杀过程中，日本人同时也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人。事后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朝鲜人有上万人，而华人被屠杀者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事后查出一些已遇难）、负伤83人（事后一些人因伤重去世）。
当时中国国内的报刊媒体对此进行了报导，《北华日报》如下载道：；
“……其时，东京及附近各县谣传朝鲜人有投火下毒者。于是竭军警、青年团、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鲜人，无论老**妇，恣意惨杀。其最可怖者，为朝鲜人、支那人往往同提并论。中国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祸，被故意杀害殴辱者，不可胜数，刀棒拳足一时交加，殆不以人类相待……”
“浙籍韩潮初（神户高商学堂）、沈诵填（高师）、蔡经德（高工）、陈悼诸人，曾经多方证明确为中国人，也不免毒打几毙，并且声言支那人亦应打。”
“江苏人蒋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东京横滨间，赁居日人家中，灾后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杀支那人’。后经几许哀求，始免一死……”
“彼时之日人悲愤凄楚，多已全失人性，残忍刻毒，闻之战栗。且因中国排日，故每遇中国人，恒易受感情之冲动，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时为扫荡华工之好机会。”
“时王希天君来我们中队访问中队官长们，对护送中国人一事，愿为工人们出一些力。中国人是没有人不知道王希天的。此后，有一天，我们走到税务署卫兵处，听说王希天已被日本某官长斩了。他骑来的半新旧自行车，被日军作为战利品占用着……”
在日华人及朝鲜人遭遇野蛮屠杀的情况见报后，中国国内的舆论大受刺激，抗震援日的热潮一变而为抗议日本屠杀华工的怒潮。中国民众纷纷指责日本“仁义道德沦亡殆尽。吾人本恤怜之义，集资以济其急，而其浪人反加横杀，以德报怨，莫甚于斯，吾人一息尚存，当速提抗议，惩办恶凶，赔偿损失。”
上海《晨报》社论说：“日本震灾，我国表其深挚同情，力尽救恤之义，吾人方藉此可以改善两国关系，促进国民亲善，乃日本于灾震发生之际，对于华侨极为残酷……吾人对于日本震灾，虽具有同情，而对于虐杀则不能不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政府若不亟谋谢恤之法，则中日间感情将因此而愈难改善矣。”
中国驻日本公使陆宗舆、新任中国驻神户代办施履本在得到消息后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严重抗议，全国不少团体纷纷要求日本方面惩凶、抚恤等。日本方面接到抗议书后，对此先是矢口否认，随即承认这只是误杀：“震灾发生之时，韩民暴动随处发生纠纷，致华人误被杀伤殊属不少”，“地震时韩人暴动，群情愤激，误伤华人”，“如此多数人之被害，在常识上难于置信，且其原因，又为震灾、水灾等不可抗力，诚属无可如何之事。”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随即照会日本驻华全权公使芳泽谦吉，对日本虐杀华工之事，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公布暴行、抚恤难侨，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随后派专使王正廷、刘彦、沈其昌等赴日调查。面对中国人民汹涌的抗议浪潮，日本政府迫于中国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做出“道歉”、“惩凶”、“赔偿”等项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