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发生在明朝朱棣时期。远行的方向是中国西南方向。明成祖及后来的仁、宣两帝共七次派遣郑和下西洋、加深了明帝国和西洋各国的联系。
第二次远行即发生在唐朝贞观年间。远行的方向是中国的西方。主要的目的是西行取经——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实地学习、考察和研究。
没有人能够否认，佛教的传入对于古代中国人的心智结构乃至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现代一些中国人的许多思维习惯、处世方法甚至常用语言都还留有明显的佛教痕迹。玄奘取经虽然不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开始，但玄奘之后，中国佛教真正从古代印度佛教那里“取回了真经”，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汉地佛教时代”。当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渐消亡以后，汉地佛教却更加兴盛发展，延续至今已成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盛唐气象（12）
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融合和再生能力。玄奘取经只是中国人向“西方人”的第一次取经。距这次取经一千六百多年后，中国人又一次向西方取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从“西方”迎来了共产主义学说。如今共产主义学说在它的发源地德国和最早的实践地俄国已销声匿迹，但中国人仍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并将它列为自己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回到唐代，再回到玄奘取经。
和另外两次远行相比，玄奘取经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张骞出使西域和郑和下西洋无疑具有重要的外交使命，它们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也并不是十分明显。而玄奘千里迢迢、千辛万苦的远行只是为了探究信仰和学习知识，不存在任何实际的功利目的，它是一次纯粹的“精神之旅”。正因为这个原因，玄奘西行取经还激发了国人一向贫乏的幻想能力，并在历代传说的基础上最终诞生了伟大的古典小说《西游记》。
和另外两次远行相比，玄奘取经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如果说张骞出使西域和郑和下西洋是国家行为的话，玄奘取经则完全是个人行为。唐朝皇帝对玄奘取经虽有资助，但取经的主体是玄奘个人。由于行为性质和主体的不同，两者的内在动力也截然不同。个体行为可以自由地从个人的兴趣和求知欲出发，往往容易取得思想和精神层面的突破；而国家行为则可能受制于固有的条条框框。
从现代中国人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这三次不同寻常的远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中国人行事的常规，并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增添了丰富性。
这三次远行分别发生在汉、唐、明三个汉族政权的盛世时期，为各自时代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和无限的想象空间。然而，同样是远行，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有天壤之别。
张骞出使西域，历时十三年，途中两次被匈奴截获。虽然他第一次出使西域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的目的，但是详细掌控了西域地区的国家分布、政治经济状况、地理特征、人情风俗等情况，为汉朝加强同西域的联系，提供了最新、最翔实的资料（也给玄奘后来的西行提供了便利）。但是，对于后世而言，张骞只是一个使者，他对西域的情况也只是介绍，虽然对政府的外交、军事提供了便利，对民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郑和下西洋前后经历了三十三年，到达过印度洋沿岸许多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郑和下西洋加强了明帝国和西洋各国的联系，拓展了明帝国对西洋各国的影响力。但他在完成了七次轰轰烈烈的远航以后，由于朝廷对外政策的骤变，他的传奇壮举突然销声匿迹了，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几乎连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过，更不用说在民间产生持久的影响力。直到清末民初，因社会风向的转变他才又重新受到重视。
相比于这两次远行，玄奘西行却有着特殊的意义。玄奘